对于中国人来说“贝九”一直都是一部喜闻乐见的经典之作,用音乐缔造人性光辉的贝多芬,其实与中国颇有渊源。
对于中国人来说“贝九”一直都是一部喜闻乐见的经典之作,用音乐缔造人性光辉的贝多芬,其实与中国颇有渊源。
1770-1827年,贝多芬以意志作统帅,用 57年的时间向世人贡献了一个传奇故事和数首气概堂皇的作品。这些作品中的某些语汇以其雄浑姿态成为了后人反复称颂的精神标语:英雄交响曲、“命运”动机、欢乐颂合唱…… 失聪的双耳和挺拔的音符形成对比,两者的反差树立出了不屈灵魂的标准范式。
一边是身处18世纪的德国波恩,用音乐缔造人性光辉的作曲家,一边是奔走在20世纪初的中国北京,掀起革命的“五四”仁人志士,他们并没有一脉相承的邦国渊源,也没有同声相应的时代诉求,但贝多芬却以“培得柯芬”、“贝多文”等译名多次出现在这些仁人志士激扬的笔锋之下。
那么,作为第一位在中国亮相的西方音乐家,贝多芬是以怎样的形象走入大家们的视野,在那个极力从新文化中提炼救国之道的时代,他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01 李叔同给他绘制炭笔画像
1906年,李叔同在《音乐小杂志》上刊印了用炭笔绘成的贝多芬像,并用300字的《比多芬传》对贝多芬作了简短介绍,在文中还冠以其“乐圣”的称号,这是贝多芬“首次”走入中国。
02 鲁迅将他撰写在著作中
鲁迅:“既有康德,亦必有乐人如培得柯芬(Beethoven)...... 凡此者,皆所以至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因此见今日之文明者也。”
1907年,贝多芬以“培得柯芬”的译名出现在鲁迅撰写的《科教史学篇》中。对于音乐,鲁迅其实是外行,所以,鲁迅把贝多芬这位大音乐家放入《科教史学篇》中自然也并不着手于谈音乐。《科教史学篇》中有意将贝多芬、莎士比亚等文艺巨匠和一些科学巨人并提,其主旨是站在“立人”的角度说明文学艺术对于人精神的启迪是科学所不能替代的。
03 蔡元培用四首古诗咏赞他
蔡元培:“我爱贝多文法曲,包含理想极深闳。”
蔡元培很重视音乐教育,他认为“音乐是助文化之利器,共同研究至高尚之乐理,而养成创造新谱之人才,采西乐之特长,以补中乐之短,使之以时进步。”对于贝多芬,蔡元培 极为推崇 ,他曾用四首绝句对贝多芬的音乐加以咏赞。
第一首诗中将贝多芬的乐曲称作“法曲”,充分显示了蔡元培对贝多芬音乐的肯定,法曲是唐代歌舞音乐达到峰的象征。蔡元培以“法曲”作喻,是为了表示对贝多芬精美绝伦音乐的赞誉。其后几首诗分别从贝氏融合希伯来及希腊音乐的创作风格、以气壮山河之势流传的艺术作品及克林格尔超越贝多芬“现实之丑”的雕塑三方面提写,这四首诗在颂扬贝多芬音乐及品格的同时,也展现了蔡元培的音乐思想。
04 王光祈因他弃法律攻音乐
王光祈:“空前绝后之伟大作品”“常以人道主义为其归宿”。
和鲁迅弃医从文的救国之道相似,王光祈本学法律,但在赴德留学后,认识到音乐对唤醒民众改造社会的强大功能,便在1922年专攻音乐。他在《西洋音乐史纲要》与《西洋名曲解说》两部著作中对贝多芬作过详尽介绍,前者中用“空前绝后之伟大作品”“常以人道主义为其归宿”来评价贝多芬的九部交响曲;后者中则辟有专章论述贝多芬的传记和多部作品的创作。只可惜当时的他身处异国,这些著作没能得到较广泛的普及,所以国民们也无法及时读到书中对贝多芬的介绍。
贝多芬雕塑(克林格尔)
在审美上,五四时期的国人也许对贝多芬的音乐还不能做到照单全收;但在精神上,无论是其乐还是其人,对当时亟待被新思潮灌顶的中国,贝多芬无疑都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他内涵深闳的音乐和终生不懈的斗争值得中国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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